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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报整版刊评:疫情不会改变中国汽车产业链地位


发布日期:2020-03-16   来源:广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阅读次数:1545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汽车产业链地位

  云贺 (作者系瞭望智库副研究员)

  来源:《 中国汽车报 》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生活节奏,也冲击着以中国为重要节点的全球产业链。作为国际大分工的典型代表,疫情下的全球汽车业正面临严峻考验。

  全球汽车供应链遭遇危机

  从全球汽车产业看,此次受中国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对中国零部件进口依存度很大的跨国整车厂。从疫情爆发至今,现代、丰田、日产、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多家大型车企,均出现因中国供应商产能不足导致部分生产线被迫停产的情况。韩国五大整车制造企业——现代、起亚、韩国通用、双龙和雷诺三星,也在不同程度遭遇上游供应不足、工厂停工等问题。日本车企的国内生产进程也因采购环节受到严重影响,据日本国际贸易中心统计,2019年日本进口汽车零部件中约有37%从中国进口。

  第二类是在中国开设多家工厂的跨国零部件供应商。仅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就聚集了博世、伟巴斯特、德尔福、法雷奥、霍尼韦尔、伟世通等跨国零部件供应商。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中心的预估数据显示,如果在华的德国汽车相关企业均遭遇停产,日均损失将达7200万欧元(约合5.46亿元人民币)。韩国也不例外,目前约有170家韩国第一、第二梯队零部件供应商在中国运营着约300家工厂。

  从某种程度上看,突如其来的疫情,为重新审视中国与全球汽车产业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无论是急盼中国零部件厂商尽快复工的海外工厂,还是在华投入大量资金、布局巨大产能的外资企业,都表明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地位不可替代

  如今,中国已深度嵌入到全球汽车产业分工中,凭借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消费市场潜力,成为供需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上游零部件方面,从出口情况看,全球至少5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与中国有关。特别是在电子电器组件、轮胎和内胎组件等领域,中国供应商具备明显优势。此外,大批跨国零部件巨头也选择在华建厂,产能大部分服务于中国客户、部分供给海外市场。不少外资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立足亚洲乃至辐射全球的制造中心,还将研发及测试中心设在中国。

  在整车方面,全球汽车业对于中国汽车生产力与市场购买力的依存度同样很高。虽然近两年出现负增长,但中国仍是全球第一新车产销大国,而且从长远看,中国车市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为此,跨国车企将大量乘用车产能聚集在中国。目前在华的乘用车合资企业约有30家,2019年外资和合资企业乘用车销量占中国乘用车总销量的60%以上。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作为领头羊的角色更加明显,已连续5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产销大国,占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在全球汽车生产链条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不言而喻。

  供应链迁移并不容易

  受疫情影响,为规避风险,部分汽车类企业准备转移在华产能。如日资零部件企业伟福科技1月底宣布,将其武汉工厂部分产能转移至菲律宾工厂;如疫情持续蔓延,不排除会将更多在华产能转走。

  不过,就算没有疫情冲击,包括汽车在内的中国制造业,也在近年嗅到了产能转移的气息:在国际经贸、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影响下,三星、微软、丰田等跨国企业已小幅削减在华产能,将部分生产转移到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地区。

  受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会不会有大批企业在短期内离开中国、另寻他处?事实证明,供应链迁移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是在外部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的韧性与对外资的黏性都是有力的。

  在2018年下半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之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投资的379家德资企业展开调查,80%以上的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考虑过转移产能。就在同一时期,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敲定在上海独资建厂;宝马宣布将增加在中国工厂生产的汽车数量,并拟将一款美产SUV的部分产能和设施转移至中国;福特汽车宣布将在中国启动高档车品牌林肯的生产制造。实际上,现代制造业供应链受诸多因素影响——劳动力成本和素质、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成本、配套体系、交通运输条件、制造业文化等,其优势一旦确立,在短时间内想要实现迁移并不容易。

  此外,当前中国的汽车制造供应链还具备三点优势。

  第一,全球化和区域化两股力量重塑全球汽车制造分工网络。汽车是全球制造业大分工的典型产品。据统计,福特汽车在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50余家供应商;通用汽车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有482家供应商。而区域化的力量在塑造全球汽车制造格局中的作用也愈加凸显。换言之,汽车行业正围绕区域中心进行整合。时任福特汽车产品开发和采购副执行官唐浩泰曾对《经济学人》杂志表示,整个汽车供应网络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并由此形成三个中心辐射区域:墨西哥辐射美国、东欧和摩洛哥辐射西欧、中国和东南亚辐射亚洲。这意味着,即使未来某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从中国移出,在区域化力量的作用下,备选地也很有限。因此《经济学人》认为,即使跨国企业削减在华产能,转而迁往东南亚国家,也只是强化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供应链”。

  第二,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汽车业在消费市场“就近生产组装”的特点更加凸显。随着汽车产品越来越复杂,特别是生产组装环节自动化程度的加深,使得“离岸生产部件-组装-运至销售地”这一过程的成本大幅上升,远不如在销售地附近组装节约成本。以特斯拉为例,与美国供应链相比,中国产Model 3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投入可节省10%~20%,再加上制造费用和人工费用大幅降低,Model 3在华实现零部件全面国产化后的总生产成本将下降20%~28%。此外,中国是全球汽车消费大国,跨国企业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量,也会使产品的生产地、组装地和销售地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叠。

  第三,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完整性。2018年发布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研究》显示,中国零部件企业超过10万家,纳入统计的为5.5万家,基本实现了1500种部品的覆盖。在这些企业中,底盘系统占29.8%,动力系统占13.8%,电子系统占8.7%,新能源汽车专用部件占1.8%。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中国汽车产业链也具备一定的完整性。根据瞭望智库发布的《中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区域发展评价报告2019》,全国自动驾驶产业链重点企业有88家,拥有从上游零部件到中游的一级/二级供应商,以及下游的整车制造厂、出行服务商的全产业链条。

  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是决定该国工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完整的工业体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工业是否有“活性”。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汽车制造业。如果在汽车制造体系中缺失某些环节,那么剩余部分很难连缀成网、保有活力,这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工业体系现在面临的难题。

  虽然目前在某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中国汽车业还没有话语权,常被诟病“零部件空心化”,但不应否认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完整性,这为产业集聚和形成规模效益打下了良好基础。下一阶段,如何在进一步发挥工业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向产业链的高价值端攀升,是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制造业需冲破“微笑曲线”

  对于中国汽车业而言,如何打破“微笑曲线”魔咒是长期以来的任务与焦点。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8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约550亿美元(约合38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除发动机外)的出口总额约为4213亿美元(约合2.95万亿元人民币)。照此推算,中国占全球零部件出口总额的13%左右,而全球至少有5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是由中国生产并出口的。这说明,大部分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偏中下端。

  从理论上讲,在排除国际经贸等突发或不确定因素后,为发展经济,国家在某一时期应该着重发展哪类产业、制造哪些产品是由该国在这一时段的要素相对价格和禀赋结构决定的。简单来说,发达国家资本多、劳动力少,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发展重点;发展中国家资本少、劳动力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有前景。如果违背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某一类产业,往往会扭曲要素价格信号,或者伴随生产率低下的问题,而这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从产业链的低价值端向高价值端攀升虽然并不容易,但后发国家如果能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国外成熟的技术产品消化吸收,是有可能实现追赶的。事实上,从产业链的高价值端“向下走”难度更大,这是因为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往往是不可逆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就生动地说明,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发达国家极为困难。

  由此来看,中国汽车制造业“向上走”不仅是产业界的共同期盼,也是与现阶段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同频共振的过程。

  目前中国制造业转移出去的产能,绝大部分是成本驱动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从汽车供应链来看,中国已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零部件企业,并进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体系中。例如,福耀玻璃(21.170-0.63-2.89%)在全球汽车玻璃的市占率达20%以上,合作方包括劳斯莱斯、宝马、奔驰、凯迪拉克、奥迪等国际品牌;宁德时代(121.610-10.49-7.94%)连续3年登顶全球动力电池销量榜。

  向产业链高价值端攀升不仅事关企业收益,更关乎中国汽车业本身的供应安全。特别是近两年全球经贸和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产业安全至关重要。在汽车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曾表示,中国汽车业已深度融入到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在最为核心的传统制造部分发展得较成熟,但由于许多供应链延伸到国外,产业链末端的技术空白或风险不易被察觉,需引起警惕。

  环球同此凉热

  近几年来,全球汽车业出现了“一凉一热”现象,给未来产业链发展方向与分工格局平添变数。

  一方面,以美国、欧洲和中国为中心的三大汽车区域市场,都在不同程度上迈入“寒冬”。跨国车企减产、关厂、裁员成为常规操作,不少零部件供应商利润大幅缩水,迎来严峻考验。另一方面,汽车行业的“四化”趋势势不可挡,不少新秀脱颖而出,包括动力电池、自动驾驶系统、共享和智慧出行方案等方面的供应商。在上述两股力量的作用下,汽车产业价值链正在重构,各汽车大国和汽车企业都将面临挑战和机遇。

  在电动化方面,电动汽车的零部件较燃油车有所减少,这将使汽车零部件的贸易总额大幅减少。不仅零部件供应商需应对挑战,整车制造商也不例外。福特汽车内部曾测算,如果产品全面转向电动化,品牌制造商的价值或将缩水10%~30%。在智能化方面,随着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兴起,汽车业正在探索转型。上游供应商——包括电子产品、互联网技术方案、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等重要性愈加凸显。整车制造商与上游数字化、网络化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将被重塑,传统汽车行业纵向分工的生态正在被打破,二者展开深度合作与水平分工的现象逐渐增多。在共享化方面,下游出行服务提供商的出现,亦拓宽了汽车行业的定义。

  未来,上游技术供应商、中游整车制造商、下游服务供应商如何在产业价值链上重新定位自身,不仅关乎企业发展与利益,更关乎全球汽车业走向何方。嵌入全球汽车产业链条的汽车企业,正面临共同的困惑和难题,有时需要打破国界限制,携手爬坡过坎。正如此次疫情带给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启示一样,在未知与困难面前,我们更加需要彼此。